曾嘉宜 1995年

春节前后，疫情逐渐变得严峻，曾嘉宜刚好回老家过年，才回去2天，因疫情需要，大年初三，她又一个人赶回来了，但回来之后，却发生一件很糟糕的事，她发烧了。“当时挺害怕的，可能是因着凉发烧，就先在家休息观察，后来体温正常，就跟领导申请回到工作岗位”，曾嘉宜回忆道。当时曾嘉宜被分配到植村村“五人小组”，挨家挨户上门核查。让她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，一个年纪跟她相仿的湖北籍年轻人，一开始在电话里就很害怕，以为是诈骗，后来她还担心到哭了，害怕会不会感染，曾嘉宜则安抚她，并给她一些关爱，后来他们还因此成为了现实中的朋友，后来因工作需要，曾嘉宜又调配到大石街定点隔离酒店，又继续在一线奋战。

其实，因为身处一线，曾嘉宜更能体会到疫情的严峻，心里也有点害怕，曾嘉宜坚定地说道，“我们穿着白大褂、防护服，我们不应该这么想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觉得，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，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
郭紫琪 1993年

从大年三十开始，郭紫琪就在一线奔波了，先后主要负责入户消杀和咽拭子采样两方面的工作。2月18日，大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专项检测小组，对辖区内所有居家医学观察人员通过咽拭子采样，这也是番禺首个进行核酸检测试点工作的镇街。接到任务的第一天，郭紫琪印象特别深刻，第一天咽拭子采样整个团队就做了196个人，大家都累瘫了。“防护服是密不透风的，幸好当时温度适宜，相对没那么辛苦，随着气温慢慢升高，每次穿防护服都是一个挑战，天气比较热、出汗比较多、又不能喝水，从早上8点多开始穿，最快到11点半之后才能回来，下午2点半到4点半继续，回到医院就是5点后的事了”，郭紫琪回忆道。

其中还有另一个挑战，每次咽拭子采样，采样对象需要张开喉咙，这很容易引起呕吐，有些真的吐了，更多人是会对着医护人员咳嗽，所以在防护上必须要做得足够好，然后采集完一个就要对自己消毒，这是对自己的防护也是对接下来的采样对象的保护。在采样的过程中，郭紫琪和同伴不断地上楼下楼，有时候一连爬三个六楼，上去下楼，收拾好东西、消毒，就赶紧赶往下一个地点，跨越整个大石是常有的事。

有时候一个上午甚至要做到十几户人家，任务非常重，但由不得她半点犹豫，“现在疫情逐渐稳定，境外来穗人员集中隔离，对我们的负担减少很多，相比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，现在是接到任务，马上穿上衣服、做好防护做好消毒”，这三个月下来，郭紫琪也有了很大的成长，“过程中时间紧迫，也早已忘了害怕，只想早点去做好这些事，早点出结果，他们安心，我们也安心。”郭紫琪才刚毕业2年，是大石街本地人，家人也知道她的工作，但她为了不让家人过多担心，她一直没有很详细跟他们描述过她的工作过程。

梁嘉豪 1992年

大年初四，梁嘉豪就回来上班，他负责的是任务量最重的大山村及周边村（社区），其他小组每天的检测任务是十几个，他们则是几十个，特别是湖北解封后，他们一天上门量增加到100来个，工作量非常大，从早上工作到晚上。

而年前，梁嘉豪初为人父，孩子才出生2个来月，但因疫情要立马回岗上班，刚开始没有什么防护，存在一定的风险，梁嘉豪也担心因工作而影响到家人。“当时心里也害怕，该怎么办？于是，我马上找了保姆，现在每个月的工资，差不多都给了保姆了，”梁嘉豪笑着说道，这段时间他没有跟家人住在一块，主要通过视频了解孩子成长的点滴。

关汉斌 1994年

当时得知有第一个确诊病例时，那一天，关汉斌的同事上门消杀，“他们就穿着一件白大褂和一个口罩，疫情刚开始都是这样冲，然后后期慢慢加上眼罩、帽子、防护服……一件件加上去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历历在目”，关汉斌回忆道。在疫情期间，关汉斌因工作调配，参与的工作部门比较多，去过广州南站、消杀组、健康小组、信息组、酒店组等，见证每一组工作人员的辛苦。

湖北解封前，当初在消杀组的关汉斌，每天消杀十来二十户，从早做到晚，湖北解封后，消杀组的工作量一下子猛增到六十来户，想多申请一组人手，但真的是没人了，于是，他们4个组每天就到处跑。“就拿着20多斤的消毒壶，骑电动车穿行在大石，然后上楼下楼，每天的步数一两万，甚至3万多都有，都有辛苦、害怕的时候，但也要干下去，干赢才能结束”，关汉斌说道。

3月初在信息组，他看到了所有领导、同事，每一个人都在加班，有一位女同事做到凌晨2点半，于是有同事从家里开车出来送她回家。到了3月下旬，他来到酒店组，到定点隔离酒店接送境外来穗人员，有一天从晚上7点多一直接送到凌晨5点，接着整理信息，一直到早上8点才能休息，除此之外，还要面临境外来穗人员的不理解和刁难，这些都让关汉斌觉得身心俱疲，但他还是一直在一线坚持着。